第5章预警！四川攀西地区迎强降温，另有9条路段受恶劣天气影响

　

当前部分中国法律实证研究作品的统计显得非常随意。

地方法治指数评估体系建设恰能发挥其功能，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第二，坚持可操作性原则。

考核层面则要提出考核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运用多元化的方式弥补单一考核方式的弊端。第二，考核负责机关组织和引入独立的第三方作为评估主体。法治评估如果能避免自测自评式的政绩考核模式，扩大公民参与，就能形成社会管理创新的合力。总的说来，各地逐步开展的法治指数建设已经成为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有效模式。其中在十八大报告中，将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作为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新任务。

第三，对考察地区社会民众进行调查问卷，谈话走访等方式深入了解考核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地方法治指数评估建设现已成为地方党委、政府以及司法机关推动改革以及完善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3}话语通过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模式规范人们的行为，并构筑认同感和信仰，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一种生活方式、构建了社会事务和关系，反过来它也受现实世界的制约。

{6}西方国家庞大的中产阶级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他们以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为三权分立制度、普选制度、多党制度等民主法治制度提供价值认同基础，所以即便多党竞争、权力分立抗衡，最终都要代表这个社会中坚的利益。比如我国在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施行的直接选举制度，笔者曾观察过乡村民主选举过程，大体分为两种情况：在比较贫穷的村子，村民们对选举表现淡漠，参与的积极性极低。而中国长期的封建传统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官僚崇拜的思想，人们期待的是包青天式的父母官，纠纷解决中总期待实现其内心的实质正义，所以，就出现了西方信法而中国信访的现实差别，而执行难的问题在中国司法中特别突出也和人们法治信仰缺失不无关系。这不仅使我国的法治话语呈现虚置、碎片化、不系统的现状，还因为内心不认同法律的价值而使对法律的遵守都是被动而为的，这就很难实现话语对人的行为与秩序的重建功能。

因此，有学者说：当下域外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法治领域的深刻影响，并不体现于域外法学理论、法律文化及法学知识在我国广泛传播和利用的表象，更重要的还在于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塑造的‘标准法治模式在我国的实际影响力以及依附其上的西方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潜在的话语权威{4}本文继续提出如下一些新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三类问题，我对上文提到的法律实证研究的要素与路径做了一个示意图(如下页图1)。对于后面一种问题，更值得从事法律实证研究的同仁们去反思、改进，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积极的理性建设。目前，大家利用自己的数据关起门来做研究，收获得到是论文发表，并圈了一些学术的地，但是对于推动共同感兴趣的科学研究，意义很小。[1]参见宋英辉、王武良主编：《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9页。

[6]这两位学者判断法律实证研究文章采用的是形式标准，主要以文章的标题含有实证的(empirical)来认定是否属于法律实证研究作品，并加以适当的实质判断。但是，认真利用裁判文书网做过研究的人都知道，其实上网的判决书离实际做出的判决书的差距不小。[23]参见顾培东：《法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问题化思考》，《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第46～51页。这个问题很显然在目前中国大陆的法学界并没有出现。

不过，这也是目前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所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一方面，我们的本土研究越来越与世界接轨，也意味着越来越应用世界标准的学术语言在写作——经济学和社会学体现得尤为明显。[46]同时，由于各类判决书数据库都处于动态的更新过程中，所以即便研究者自己确定了选择范围边界(比如采集2014至2016年间的同类判决书)，事实上的样本多少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动，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这些衔接都可以称之为论证过程。比如，我的同事李学尧、葛岩等人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篇实证研究文章中提出的选题是关注认知加工流畅程度(processing fluency)对司法裁判稳定性的影响。

同时，正如前述，理论要素和经验要素之间转换非常重要，没有从理论世界向经验世界的转换，就不构成实证研究。【摘要】 当前中国法律实证研究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依然存在较多问题，需要对现存问题进行技术性讨论、批评和反思。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判决书中的有些变量是比较清楚的，比如裁判年份、审级、地区等。Lee Epstein Gary King, The Rules of Inference, 69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515，1515-19(2002). [7]同上，Lee Epstein Gary King文，第1～133页。对此，徐昕认为，当前司法实证研究的方向性误区之一是纯叙事，并认为中国目前声称为实证研究的法学文献，绝大部分只能算是调查报告，就事论事，几乎没有理论贡献。在应用裁判文书做量化研究中，如果数据采集的过程是科学、清晰和透明的，那么原则上，我们可以照葫芦画瓢，通过同样的方式来找到同样的判决书，摘取同样的变量，对变量进行同样的定义，做同样的统计分析。

其五，发展法律数据档案引用、检索的标准，以便夯实法律实证研究共同体。[62]参见左卫民主编：《中国法律实证研究》(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我曾经读到一个还未发表的研究稿件，其中把获救济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从I到VI这六个论证衔接的组合，也显示了不同的研究路径。

[20]这样的话，选题或者论题包括问题与话题两个层面。最后，研究基于事实发现进行了理论提炼和总结，但是最后的理论总结和前文的理论文献之间没有呼应，前后的理论是两张皮。

再次，理论阐释太过于有野心，离研究的事实发现之间距离太远，甚至没有关系。[11]徐昕更加确切地提到，为了……促使法学研究更多地面向实践，关注中国问题，……有必要对法律实证研究的误区、方法与技术进行系统讨论。[19]法律实证研究中发生的要素缺失、理论与经验之间的没有转换或者转换不当、要素之间没有衔接或者衔接不当，就是违背了实证研究的正当程序。在技术操作层面，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大约是一代学人成长的10年左右时间里，中国的法律实证研究在操作层面，应当走向科学化。

[27]推而广之，关于认知科学和法律的实验研究，目前还是非常小众的选题，由于门槛较高，研究者和读者的范围都非常有限。夸大的理论阐释除了有人为的主观原因之外，还同主要变量的设计与操作化有关联。

第三个问题是，即便样本判决书的采集标准清晰、范围大体确定，但是对其中具体变量的编码与采集存在处理过程非常模糊的问题。反过来，中国有很多选题值得研究，但是因为之前没有人做过研究，反而不好提问。

上面这段话有些拗口，我举个例子说明。所以，我在本文中继续——并更加系统地、深入地——推进从技术角度检讨、批评和反思当下中国法律实证研究的现状。

一个相关的问题(或者有待开拓的领域)是，把裁判文书、统计年鉴、政府文书、市场数据、调查问卷和网页信息等关联数据整合在一起做量化研究的作品非常罕见。但是，用受害人(原告)诉讼请求去测量原告的实际损失，显得非常随意。[38]多年以前，刘南平对当时中国法学界的博士论文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大部分的论文没有骨髓，也就是缺乏贯穿全文的中心观点和命题。参见Jack Goldsmith Adrian Vermeule, Empirical Methodology and Legal Scholarship, 69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53，153-67(2002)。

[7]这两位学者以入门指南的写作方式对美国法学界所发表的实证研究文章全面开火，令美国法学界非常难堪，并引发了针锋相对的辩护。前注[9]，陈若英文，第13页。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为论题、理论、论据和结论这四大研究要素的残缺，研究要素在理论世界和经验世界的转换不当，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当衔接。法学界对实证研究的认可度普遍高涨，在个别时候甚至达到了太好了以至于难以置信(too good to be true)的程度。

[8]《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在刊发爱泼斯坦和金长篇雄文的同时，发表了两位法学者针锋相对的批评和对法学研究的辩护文章。其次，实证研究在确定选题之后，即便是进行了认真的文献回顾，提到了形形色色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分析，并没有转换成研究中具体可以检测的命题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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